历朝历代，从开国时的均田分地到后来的不断兼并和隐瞒户口，都是官府最头疼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就连鼎盛时期的大宋，历经几次改革，都未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是因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昌盛，商税远远超过了农税的比重，在朝廷的收入能够覆盖支出的时候，就掩盖了其中的不少弊端和问题，而农民和佃户身上的负担却始终存在，甚至愈演愈烈。

        方靖远并不是全才，对经济和税收方面的政策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拿出好的解决办法，毕竟连王安石和范仲淹变法都未能改变的局面，单凭他在一个京东路想彻底改革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        任何在脱离了现有国情基础上的改革，都是空谈。他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，尽可能按照朝廷法令去清理隐田隐户，避免那些地主豪绅将自己的税赋转嫁到农民和佃户身上，将收回的土地和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，让他们开荒耕种之后，以收成来抵缴地租，自行开垦的荒地缴税三年后便归个人所有……官府还可以给一贫如洗的农户借贷种子和农具，待他们收成后还款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是均田令还是青苗法，其实很多政令都是有利于民生和发展的，只是在执行过程中，用人不当，那些吏员勾结地主豪绅，先是逼着人借贷，再加以高额的利息和税赋，小斗出大斗入，逼得农户破产还不起贷款后，就不得不卖地卖身，成为那些豪绅和地主的附庸。而那些人本身族中田产都挂在有功名的子弟名下，借此避税。

        官商勾结，最后损失的是国库，受苦的是百姓。

        当初的海州，本地人并不多，几乎都是逃难来的流民，人少地多，又是大片的空白地区等着开发，方靖远可以直接推行新政，而无需顾忌其他。可在济南府这边就大为不同，当初是城中的汉人官员和士绅开城门献城，主动投降。方靖远就不能过河拆桥，将这些人的家产田地没收，而这周围的土地又大多是有主的熟田，荒地很少，想要推行和海州一样的政策就很难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生产资源成为矛盾集中点时，要解决这个矛盾，就必须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。

        简单来说，就是让失地的得不到土地分配的农民，找到新工作，只要有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谁也不愿去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当流民和山匪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宋时代的城市化进程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，其实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趋势，若是没有被辽金元三代最强的游牧民族打断了他们的发展，那个时代的大宋，有着整个世界最繁华的城市和最先进的科技，却在即将开启科技文明之门的前夕夭折在铁蹄之下，使得无数璀璨的文明和先进的技术都淹没在战火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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